现在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对段祺瑞来说，先充实自己解决自己的执政问题才是首要。为了参战军的钱款，他打起了向日本人贷款的主意。这也是民国初期军阀内战时的通病，像张作霖就几次向日本人借款购买军火。

对段祺瑞的招手，日本是积极响应。为了对中国贷款，乃以朝鲜、台湾、兴业三银行合组一特殊银行团，借款总额高达22亿日元，由日本人西原龟三经手，后来就是正史上有名的“西原借款”，这件事在历史上颇有争议。

一战成就了两个爆发户，一为美国，一为日本。一战期间，日本的对外贸易大大出超，金融实力得到显著增强，由于国内货币过剩，甚至还出现了通货膨胀现象，这是日本当时能够大量借款给中国的一个主要背景。但是西原和寺内内阁真正想要的，其实不是一笔笔地做还本付息、落袋为安的短线小生意，他们要做的是中长线大生意，是扶植段祺瑞并助其成功，以求彻底改善自“二十一条”后恶化的中日关系。西原就亲口对章宗祥说过，寺内渴望中国有一个坚强的人能够担负统国的重任，而这个人就是段祺瑞。

看好并支持段祺瑞执政，确实是寺内的真实意愿。此后尽管中国政坛潮起潮落，变幻不定，南北军政界也不断有新的强人出现，有的声势还盖过段祺瑞，然而寺内直到下台之前，从来也没有对段祺瑞以外的任何人加以顾盼和周旋，真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彻底且毫不动摇。

对段祺瑞的借款请求，寺内内阁几乎是来者不拒。从1917年至1918年，仅西原就一共经手了八笔对华借款，它们被统称为“西原借款”。有一次，西原在一天之内就借出三笔，每笔都有两千万日元。“西原借款”前后总计达到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但它还只占段祺瑞对日借款的一部分，有人统计，其总额一共达到了五亿日元也有资料认为接近四亿日元。这些借款表面上系由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和日本兴业银行承借，但实际都是由日本政府从国库预备金内拨出的钱。

为掩人耳目，借款大部分以交通、银行、铁路、林矿、电信等名目签约。“西原借款”中的八笔借款有五笔都假借了办交通事业的名义，其数额达到九千万元。其操作过程，一般是经办的中国交通部先收钱，然后再“借”给财政部，用于弥补各项军政开支的缺口。

叶恭绰身为交通次长，认为钱是用交通部的名义借来的，还本付息是交通部的责任，因此主张将借款留在交通部专款专用，以便今后“业务发展，盈利增加，还有归还的希望”。他亲自去见段祺瑞，提出：“这样的借款在经济上毫无计划，借来的钱随手用掉，将来怎样还本付息？”

段祺瑞对此并没有什么表示，只是说：“财政部当有统筹的办法。”

财政部是用钱的部门，哪有什么统筹或赚钱的办法。叶恭绰断言：“总理，这样做，西原借款本利最终都将落空，到时候我们拿什么来还呀？”

段祺瑞不是糊涂虫，对这些都是很清楚的。事实上，他开始打算借的时候就没打算还，他经常跟身边人说的是：“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到时候，一瞪眼完了。”

段祺瑞之所以敢于“一瞪眼完了”，是因为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所有日本借款本身存在可以利用的漏洞。它们的借款条件很低，都是以电线、森林等有名无实的东西作为抵押品，等于是空头支票，就算中国政府最后不还款，日本债权方面对于约定担保品也无法进行处分电线、森林之类的根本就无法变现！

事实上，历史上中国政府后来真正还清的借款只有一笔，那就是“西原借款”中的第一笔交通银行借款，其余都变成了“大滥帐”。按照借款合同，日方全部是实足交款，未取回扣和佣金，后来又连本利都未能够收回，从这个角度上讲，相当于日本政府是在用自己国库的钱支付中国政府的开支，中方确实是占了大便宜。

当然，身为总理的段祺瑞自己是不会签署这种协定给政敌当靶子的，他要留着有用之身超脱事外，以便有伸缩余地，这就害了对日借款的经手人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五四运动时他们都成了当年举国皆知的“卖国贼”。段祺瑞那时因已下野，倒避过了这一段公案。

不过日本人也还是从中赚到一些甜头，中国因西原借款所损失的有：吉长铁路、吉会铁路及满蒙四路均被抵押无线电台、有线电信事业管理权的让与吉林、黑龙江两省金矿及森林的让与山东济顺、高徐二铁路的让与山东问题换文的损失中国参战军必用日本军官训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