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很简单:光是百姓买粮食,明码标价摆在眼前的粟米石七十五钱麦粉石二百钱的价格牌,就足以让百姓将麦粉,直接理解为梁米那般,只供给贵族老爷吃的奢侈品。
而宿麦的年产量又与粟米接近,使其根本无法支撑每石二百钱的价格。
梁米石数百钱,那是因为物以稀为贵
既然宿麦并不稀少,那百姓自然就不会为每石二百钱的超高价格买账。
就算将面粉买回去之后,百姓很快就能发现:原本只够一家人吃三天的粟米,换成一石面粉,却能吃六天,也于事无补。
刘弘甚至非常怀疑:就算是将麦粉价格定为二百钱的成本价,都很有可能出现贵族都嫌太贵的状况。
为了应对这个意外状况,刘弘只能想个办法,让汉人理解一个概念:一石粟米和一石麦粉,根本就不一样重!
这个问题,让刘弘困惑了许久,都没能想到一个可行性高的方法。
因为一石一百二十斤的概念,早就如一千克1000克一样,深深刻入了每一个汉人的脑海之中。
这个时候,让一个人相信一石粟米二石麦粉的操作难度,几乎不比刘弘扭转汉室厚葬之风来的容易。
“这该如何是好”
今年,关中大半的农田都种上了宿麦,按照每亩四石的平均亩产,少府即将要面临的,很可能是将近四万万石宿麦的收购!
收购宿麦,少府还不会这么吃力毕竟百姓还会留一部分粮食做口粮,少府要收购的,并不会是所有的粮食。
而宿麦就不同了关中百姓之所以全面补种宿麦,几乎完全是因为刘弘放出了风:少府将以每石七十五钱的价格,全面收购宿麦!
也就是说,百姓愿意在冬天种植宿麦,并非是和种植粟米一样,出于生存的目的。
百姓种植粟米,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吃,为了填饱肚子,也就是生存。
至于粟米的收购、出售,则属于次要的,正常范畴的交易流通。
可百姓种植宿麦,从最开始,就从来不是为了吃。
用后世的话来说:关中百姓之所以追随刘弘地号召,全面补种宿麦,只是将宿麦当成了经济作物。
而百姓种植经济作物,从来都不会考虑这个作物会被用来作什么。
百姓唯一在乎的,是这个东西,能卖多少钱。
关中百姓今年种植宿麦也一样没人在乎宿麦能用来作什么,大家种植宿麦的唯一目的,就只是为了卖钱。
而这,对刘弘推行宿麦耕种,推行面食,乃至于推行粮食保护价政策而言,都将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
要想吃下今年关中所产出的四万万石粟米,少府至少需要投入三百万万钱以上的本金!
为了将这些宿麦加工成面粉,更是需要耗费无数人力、物力、时间,才能完成。
而汉室如今的财政状况,又很难忍受一个投入三百万以上,且短时间无法收回成本的项目。
要知道就连去年秋收后的粟米收购,少府都完成的非常吃力!
如今的汉室,本来就处在一个相对贫困,财政相对结局的时间点为了完成去年的粟米收购工作,刘弘几乎是把所有家底都掏了出来!
又是搜刮少府、勋贵家中的铜铸钱,又是不惜以少府储存的黄金拿出来换钱,刘弘几乎是用尽浑身解数,才让少府勉强完成了去年的粟米收购。
就这,还是因为朝堂知道,这些粟米很快就会被百姓加价买回去食用投入进去的成本很快就能收回,还能有不菲的利润。
若非如此,别说朝堂了,恐怕少府卿本人,就要在第一时间以死相逼,要阻止刘弘推行粮食保护价政策了。
道理很简单:刘弘打算掏空整个政权的所有财富,全部用来购买某一种东西。
那朝堂支持与反对,自然就取决于:这个东西是否为必需品,以及这个东西能否卖出去,将成本收回。
粟米的收购,虽然对汉室而言不是非做不可的刚需,但刘弘稳定粮价,安定民心的解释,也勉强可以让朝堂,将粟米的收购理解为政治需要。
再加上粟米收购,确实能让中央牟取一定程度的利益,才使得朝堂对这个看上去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新鲜事物,持一个先试试,看看状况的态度。
而冬小麦被纳入粮食保护价,和粟米就不是一回事了。
少府收购粟米,再稍稍加价卖出,能让中央财政得到一定的改善,同时又能让粮价安稳下来,朝堂自然是没什么话可说。
可收购冬小麦,却并不属于稳定粮价这种迫切需要做的政治举措。
光这一点原因,就足以使得朝堂对于宿麦收购一事,持有保留态度了。
反正粟米价格稳定下来了,百姓不再会因为粮价波动而受苦中央也能得到好处,又何必去收购宿麦呢?
这样一来,支撑刘弘将冬小麦纳入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就只剩下一个原因了:牟利。
只有少府能从冬小麦收购一事上得到利益,才能让朝堂稍稍闭嘴再加上少府属于皇帝的保留地,才足以让朝堂对此持默认态度。
而现在,这唯一支撑刘弘,将冬小麦纳入粮食保护价政策的理由,也很有可能要因为价格与存量不对等、不符合物以稀为贵的理由而破碎。
这样一来,以少府收购冬小麦,就成了又不迫切需要,也无法从中牟利的蜜汁操作。
而这样的操作,几乎必然会引来整个朝堂的反对!
三百万万钱的投入打水漂,根本不是此时的汉室所能承担得起的
“去,召北平侯觐见。”
这个问题,刘弘已经想不到解决的办法了。
但幸运的是:刘弘是皇帝。
当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时,皇帝有的是英年才俊,为刘弘想出解局之法。
朝堂存在的原因,也正是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