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经科，自汉朝出现之选举官员的科目，始于汉武帝时期，至宋神宗时期废除。被推举者须明习经学，故以“明经”为名。龚遂、翟方进等皆以明经入仕。

明经由郡国或公卿推举，被举出后须通过射策以确定等第而得官。

如：西汉时期的召信臣、王嘉等，皆是因射策中甲科而为郎。汉代设置这一科，为儒生进入仕途提供了渠道。

唐代明经体系的考试方式以帖经、问义和答策三场试为基础，又有问义和答策的两场试。

其主旨是用帖经试考察举子精熟经典的能力，用问义试考察举子明经义理的能力，用答策试考察举子学以致用的能力。

这种三位一体的结构模式突出了儒学与选官相结合的核心价值，唐代明经科的名义地位始终居常举诸科之首。

在唐代中叶以前确实选拔了一些精于儒学吏道的人才，不乏有官至宰相的。

但是,至唐代中叶以后明经科的实际地位逐渐呈下降趋势，甚至被人轻视。

其根本原因在于，儒学自身的发展缺乏新意，明经试法偏守章句之学，以及最高统治者内心看法的微妙变化。

而对于初唐来说，明经科还是无数莘莘学子致仕的不二法门。

唐朝时候，将《礼》分为三：《周礼》、《仪礼》、《礼记》（指《小戴礼记》），将《春秋》分为三：《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但又把《论语》和《孝经》排除在外，这样就是九经：《诗》、《书》、《周礼》、《仪礼》、《礼记》、《易》、《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从唐朝起，虽然孟子及《孟子》地位开始升高，然而到了宋朝时，《孟子》才被列入经学。

崔迟昊却与众人不同，生于初唐时的他就对孟子颇为推崇，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属于小众。

因为考试不考，所以有科举致仕打算的学子，极少有人去花时间学子孟子的经典著作，这也是崔迟昊信心的由来。

接连两场失利，让崔迟昊也受到了影响，但毕竟崔氏是当世第一大家族，文化底蕴深厚，带给他信心。

崔迟昊看了看秦风，问道：“《孟子·公孙丑》中，关于得道者和失道者的论述，你可知道？”

帖经大抵相当于后世的填空题，也就是写出一句名言，挖个空，令其补出完整的句子来，这样的题对于手握整座图书馆的秦风来说，岂不是手到擒来？

崔迟昊说的正是中学课本里要求背诵全文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一文吗，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