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地主的反对声音，大唐最大的地主李二表示：老子名下的土地比你们加起来都多，老子每亩地只卖十文钱，你们还想咋地？

是不是觉得你们的地比老子的还值钱？

是不是觉得老子离了你们就搞不定地方的治理？

是不是觉得老子年纪大了心就软了，拳头无力拔不动刀了？

那好，老子就让你们看看，离了你们老子照样能治理地方，年纪大了照样能砍人！

于是李二关门放额，放出了长孙无忌。

作为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在稳固自己的地位时着实是做了不少事，经过七八年的准备，吏部培养出了数量在五六千左右的基层官吏，临时工这个名字虽然难听，但却是底层的普通人提升社会地位的最佳选择之一，所以涌现出不少有能力的寒门官员，朝堂上的大部分士族官员已经被后来居上的寒门官员代替，现在到了对地方官场动手的时候。

这些官员直接派驻到各地县一级的府衙，在原有的官员体系之外，组建了一套直接对中枢负责的行政体系，他们会逐步架空县级府衙的权利，为之后对更下一级的地方权力进行渗透做准备。

为了配合他们的行动，朝廷颁布了两条政令。

第一条是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级别，在县之下增设乡这个行政单位，而“里”的概念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村委。

这一条是要现在乡里的乡绅管理的制度上开一个口子，让朝廷的势力可以顺理成章的下沉到地方。

第二条是对原有的乡绅里长进行业务能力考核，这些人如果不能通过考核，其地位会被取消，代替他们的是朝廷新招收的临时工和常备军退役的军官，将地方的宗族族老排除在基层权力之外。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

大唐敢于免除农税的前提是农税在总税收中的占比低到不足百分之十，而每年的商税和关税的增长可以补足农税的损失，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惠民之举没有副作用。

就如同赎买土地的一样，免除农税也有着其固有的漏洞，那就是在对地方人口的管理上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百姓交税的本质是一种以钱粮换取统治者保护的契约行为，失去税务契约的联系，朝廷和百姓之间会产生一种隔阂，这就需要基层官员来作为沟通渠道，对基层官员的组织架构和人品是个很大的考验，前期的时候可能问题不大，新的基层官员因为本身和当地的宗族敌对，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朝廷的支持，可是一旦时间长了他们就有可能和当地的势力结成同盟或是利益输送的关系，又会回到原来的老路上。

但是两权相害取其轻，新的基层管理体系要想形成新的利益集团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朝廷适时地介入非常重要，无论是官员的监察也好，岗位的轮换也罢，必须有一个完善的制度以供实施。

如此又会倒逼朝廷做出改变，吏部的职责会变得非常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吏部在三省六部这样的的最高决策层中的权重，换句话说就是皇帝的权力和三省的权力会被削弱。

李二对此的意见不大，但是三省六部之间新一轮的权力博弈势必会非常激烈，真的是因为李二压着，要不然朝堂早就乱成一锅粥了，这也是李二迫不及待的推进土地国有和地方行政变革的重要原因，换成其他人来做，不用想也知道结果会如何。

总之从上而下的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直到中枢的权力再一次达成平衡才能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改革，皇帝和云家要做的就是把纷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其他的事情他们只需要作壁上观即可。

无论朝堂和地方的纷争如何，日子还是要过的，时间并不会因为某个人或某件事而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