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飞快，一晃一个月过去了。

贵州李家村，承业爸妈正在村东头李大壮家喝喜酒。李大壮的大儿子今天娶媳妇，刘春红慢慢地拿出一张百元钞票随礼，专门负责记帐的李二伯笑眯眯地接过钱，在本子上记下：李贵发，一百元。

刘春红心里很不舍，一百元，够买家里一年的盐巴了。

她环顾四周，找寻丈夫李贵发，发现李贵发正跟一帮村里的老头子坐在一起，抽烟喝酒。

不知怎地，她发现丈夫最近精神状态不太好，有气无力的，吃饭胃口也不好，看上去很萎靡。

她在角落里找了一个坐满女人、小孩的桌子，围着坐了下来。

“承业爸，你鼻子怎么流血了？”同桌的李二伯急急地问。

李贵发伸出手擦了一下鼻子，果然满手全是血。他连忙用纸拭了拭，不以为然地说：“可能这几天上火了吧。”

李二伯好心提醒他：“承业爸，你可不要小看这鼻子出血，还是去医院看看吧。我大侄子去年也是鼻子不舒服，去医院做了个检查，是什么鼻息肉，割了就好了。当时听城里的医生说，这鼻子上的病，要早治，拖久了就会变成癌症。”

“那好办，承业在北京，那里的医院到处都是，我让承业带我去看医生不就行了？”李贵发嘴上说得痛快，心里却暗自担心：去一趟医院，不知要花多少钱？

他夹了一片肥肉，放进嘴里。不知怎的，他最喜欢的肥肉，突然间失去了往日的香味，变得没滋没味。

听到李贵发说要去北京找医生看病，刘春红犯愁了。

就算到了北京，可以住儿子家，去医院看病的钱有儿子出，可从李家村到北京，路途遥远，这路费该从哪里找呢？

身边虽然有五个女儿，可按当地习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如果伸手向女儿们要钱，这让她们以后在婆家怎么抬得起头呢？

“要不，我们先去县医院，看看医生怎么说？”刘春红小心奕奕地对男人说。

李贵发当然知道她顾虑的是什么，叹了一口气，点点头。

县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后，五官科陈大夫对惴惴不安的李贵发和刘春红说：“鼻息肉，需要进行手术治疗。”

刘春红一听要做手术，没敢问手术要多少钱，拉着李贵发急急地往外走。

出了县医院大门，刘春红苦着脸说：“在脸上动刀，疼不疼咱先不说，当家的，你这一做手术，躺床上也不知道要多久才下得了地？地里的活又忙，还要养猪鸡牛。唉！我们还是去投靠儿子吧，承业有文化什么都知道，做不做手术让儿子来定。北京城市大，有水平的医生多，说不定到了北京都不用做手术，大夫给几副药吃吃就好了。”

李贵发也怕开刀做手术，能吃药治疗当然更好，他想了想，认真地对刘春红说：“我一个人去北京就行了，家里农活多，还指望着你。我看看医生就回来。”

晚上，刘春红细心地给丈夫收拾行李，不知为什么，她总觉得心里莫名地心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萦绕在心头。

她抬头看了一眼坐在桌前抽烟的男人，发现李贵发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更晦暗了。

李贵发只觉得鼻子很难受，同时觉得身上也软软的，一点力气都没有。

他想，不能再耽搁了，得赶快去北京把病治好，家里还有这么多活，等着他回来忙。

他没有看到刘春红关切的眼神，转身打开抽屉，找出儿子给他买的手机，戴上老花眼镜，拨了熟记于心的那个号码，给儿子李承业打了一个电话，讲了一下情况。

果然，孝顺的儿子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

承业还打电话给二姐夫，托二姐夫给李贵发买了一张从去北京的火车票，并让二姐的小儿子李浪找了一辆汽车，从李家村翻山越岭，一直护送李贵发到县城火车站。

北京。李承业对苏小听说：“爹得了鼻息肉，要来北京看病，希望你能对爹好一点，别给老人脸色看。”

苏小听点头答应，有些不悦：“你只要不惹我生气，我又何必把不高兴挂在脸上？说得好像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似的。”

李承业低头不语，他正忙着给父亲联系医院，苏小听说什么，他根本没有听到。

北京稍有名气一点的医院，都是人满为患。

患者及家属从全国各地涌向首都，都希望能在这个占有国家最好医疗资源的城市，治好自己所患的病痛，因此普通人想挂个号都难。黄牛票贩子活跃，一号难求。

李承业深感在这个首都，作为毫无人脉、关系及各种资源的农村大学生，想要办好一件事，真地是非常困难。

李承业想了一个笨办法，就是半夜去排队挂号。

苦，他吃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