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毕业，我们这一届迎来了征兵。那时的口号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上前线打仗不好说，但复员后回上海分个好工作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可以逃避上山下乡。所以大家兴奋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纷纷表决心，献忠心，决心书铺天盖地，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我和德明更是亢奋，饭吃不下，觉睡不着，热血沸腾，磨拳擦掌，尽忠报国的机会终于来了，就差一点咬手指写血书了。

但无情的现实给了我们当头一棒，粉碎了我们强烈美好的愿望，我一头栽倒在体检第一关(眼睛有点近视)。德明虽然过关斩将，但全班一个名额怎么轮得到他。丽华说他文化关没过，德明不服气，说凭他肚子里这点墨水，到部队里当个团参谋、文化干事绰绰有余(事实就是如此，当时上海兵的文化程度最高))。最后，福民戴上了大红花，把大家羡慕得要命，而他也激动得半死(他是硬挡插队)。福民根正苗红觉悟高，身体又棒，深得老师喜爱。

中学毕业时，按我的条件，我被分到了崇明农场。一开始，谁去农村插队，学校还上门敲敲锣鼓家生(什)，在门上贴一张大红喜报。可那不是什么喜事啊，在北火车站，每天都有哭得死去活来的人。所以到我们分配时，锣鼓不敲了，红喜报自己带回去，贴不贴随你的便。发下来的这张红喜报我就一直珍藏着。

阿婆知道后，就到学校去吵，说她是孤老太一个，她从小把我带大，相依为命，将来要靠我生活。

这样，我被留在了上海。分配在一所半工半读技校读书，学做女式服装。毕业后分在徐家汇一家大型百货公司上班。

七八年夏天暴雨成灾，晒台上积水，阿婆不小心滑倒中风了。她在床上躺了三个多月，这期间主要是吴妈(张妈搬走了)和弄堂里的阿姨大妈轮流照料，给阿婆烧早饭和中饭，擦洗。晚饭则由我负责。海伦还来信督促我要照顾好阿婆。

不知哪一天，阿婆竟拄着老爹留下的拐杖，慢慢能起床走动了。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只见阿婆一个人坐在后门等我下班。从那以后阿婆就这样天天晚上等我回家，我不回家她就不吃饭。听老人说阿婆有点老糊涂了。这样过了没多久，阿婆又从楼梯上摔下，当场就不醒人事，被人送到了医院抢救。等我赶到医院，阿婆已说不出话了。见了我就不停地张嘴，我知道她是呼唤海伦和我，她舍不得抛下我们啊。阿婆当晚就离开我们了，海伦和我再也看不到再也听不到她亲切和蔼的音容笑貌了。自从我妈在医院生了我之后，这二十二年我一直和阿婆住一起，我早已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外婆了。我心痛啊。

工作后不久，我在徐汇四中考试并取得了所谓的高中补发文凭。两年后，我参加了全国高考，报考英语专业。当年就进入了上海师范学院外语系，成了班里年纪最大的一个学生。

大学毕业，我分到了一所上海大学的外语系任教。系领导十分重视培养我们年轻教师，送我到复旦旁听，并先后两次外出脱产进修，使自己的业务水平不断地提高，□□年我晋升为讲师。

九三年我成了家，不久就有了儿子。九七年，为了实现自己的宿愿，举家技术移民英语国家新西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