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利索地从衣领整到裤脚，还顺手拍拍我的口袋。

“绢头 (手帕) 带好了吗？” 我从书包里掏出那块干干净净的手帕让阿婆捡查。从幼儿园起我们每天都要带干净的手帕，那时把手帕用别针别在胸前(防止丢失，便于检查)。读书后，手帕还是要带，不用别在身上了(小儿科)。其实我一天也用不了几次手帕，不像阿哥，一个上午手帕里便涂满了黄浓鼻涕，他吐痰都用手帕(不知跟谁学的，太讲卫生了)粘糊糊的。

“书包给我看看。”

这是老一套，她是怕我把玩的东西带到学校去，被老师骂。我早已作了防备，自己还没笨到这个地步，便大大方方把书包递了过去：“看吧。”

见我如此爽快，阿婆挥了挥手：“今天就算了，快走吧！”

出门前我又瞄了一眼电钟，离进校还有一分钟。排队地点离我家约一百多米，这对我来说足够有余了，一分钟我好跑几个一百米啊。

说是阿婆，其实她和我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她和我们同住一幢房子，一人独居，住三楼前楼，大家都叫她前楼阿婆。她带了我之后，对我像亲孙子一般，大家便叫她巍国阿婆了。她人可好了，非常乐意帮助别人。当年我阿哥出生没几天，每天夜里哭个不停，嗓门大得可怕，像只大雄鸡(我妈说的)，吵得我父母整天晚上不得入睡。阿婆对我妈说，孩子晚上那么吵，要影响你们白天上班，夜里就让他和我一起睡吧。爸妈求之不得。这样，阿哥从产院出来没几天，阿婆就带他了。到了我，出仁济医院第一天，阿婆就把我抱到她房间。

她待我们像亲孙子，我也对她最亲。其实阿婆一点也不缺钱，她就是喜欢我们俩。为了我们，她放弃了许多。我一岁多一点的时候，老爹(她男人)死了，在香港的子女几次三番地要接她去香港住，让她享清福，她都拒绝了，她是舍不得我们啊。

不过我阿哥人小志大，他要培养自己什么独立生活的能力，说将来要进住读学堂(即好学堂)，十岁光景便下楼独自一人去睡了。

从我哥开始，阿婆陆陆续续给人家带过六、七个小孩。时间长的有四五年，短的也有一、两年。阿婆的手势好，孩子个个都是白白胖胖的。带孩子，阿婆在我们这里是出了名的。有的孩子刚来时，瘦得像个猴子，就是养僵了(没长好)。到了阿婆手里，不出个把月就能让他胖起来。有的孩子浑身都是奶癣，结了痂，有股奶腥气，看到就头痛，没人肯带。阿婆就收下来，当自己的孩子来养。她用茶叶水给他们擦身洗头，几个礼拜的功夫孩子身上的奶癣就退尽了，那效果比看医生都好。不过有一点我很看不惯，就是阿婆喂孩子奶糕和粥时，总要先在自己的嘴里滚一滚再喂。我问她，她说这样就不会烫着孩子了。

现在不少老人和家庭妇女都在给双职工家庭带孩子，一是解决人家的后顾之忧，二来也能挣点钱贴补家用。而钱对阿婆来说不是主要的，阿婆带孩子是因为她爱孩子，这是她最可贵的地方。阿婆带过的孩子，不论时间长短，都和她非常亲热。每当一个孩子要走，她都要大哭一场，好像领走的不是人家的孩子，而是她的亲生骨肉，因为他们的感情已经很深了。

我的体会是，刚会迈步的男孩最好玩，他们皮厚，骂不生气，打不哭，傻呼呼的。当然，五岁以上的男孩就要做规矩了。照阿婆的说法不打他们就要“上房揭瓦”。女孩就不一样，骂不得，碰不得，一碰就哭，哄起来很麻烦，我看到就触气(不顺眼)。

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小组

我快步下楼，房子微微颤抖，楼梯隆隆作响，要迟到，我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奔出后门。我家后门直对太仓路吉益里的大弄堂，大弄堂又宽又长，房子三层高，红砖钢骨水泥砌成，大小卫生，，漂亮又大方，听说马上要装管道煤气了。弄堂口的大房子(太仓路嵩山路，洋房) 现在是卢湾区嵩山街道办事处。一个冲刺便到了第二条横弄堂，向左急转弯，一路小跑便是黄陂路的同益里，上海市卢湾区党校就在它的弄堂口(解放前是大洋房)。

出横弄堂就是黄陂路，过马路，我班集合地在一大会址入口处。只看见同学们早已四人一行排好了队在原地踏步，两条胳膊整齐使劲地左右甩动着，昂首挺胸，雄赳赳、气昂昂，齐声高唱：“学习解放军，爱国爱人民，紧握手中抢，练好真本领……” 他们好像不是去学校，而是像解放军上前线打仗，无往不胜。而旁边三班和四班的队伍则参差不齐，拖拖拉拉，无精打采，中气不足，好像早饭没吃饱。这样的兵上了战场肯定吃败仗。

班主任周老师站在队伍的后面，不时地看着手腕上的表，她又要看我的好戏了。不行，这次我要让她失望。我把书包背背好，双手捂住口袋，朝南一个三十米冲刺到了队伍的后面。“周老师好！” 我吐出的白气又粗又长，就像火车头上冒的烟。

天虽然冷，但我不戴口罩和手套，戴上脱下太麻烦，呼吸困难。其实我既有口罩也有手套。再说了，德明从不戴，从他嘴里口罩成了“狗罩”，口罩是娘娘腔戴的。班里晓萍的大口罩最白，她妈妈是医生，最讲卫生。那只口罩很大(医用的？)，脸上只露出一双眼睫毛很长，还忽闪忽闪的大眼睛，特别招人眼。还有几个娇滴滴的女生也戴，她们的脸皮太薄，怕被冷风吹破。从她们身上我发现了个有趣的现象，只要戴上口罩，眼睛会变得更大，脸蛋会变得更漂亮(塌鼻、弯嘴等统统一盖了之)，这是不是像阿婆说的那样，“犹抱琵琶半遮面”。但学校规定从唱歌踏步开始，口罩手套一律摘掉，戴了口罩还有什么声音。所有戴口罩的已全部摘下，塞在自己胸前的衣服里，只有两条白线露在外面。

不知什么原因，这些天马路上戴大口罩的女人也多了起来(也就是像后来说的那样，街上流行大口罩)。后来晓萍小叔告诉我，这是学(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王晓棠。电影里的王晓棠演银环，两只大眼睛在大白口罩上忽闪忽闪，迷死人了。

“把手伸过来。” 周老师每天都要检查我们的个人卫生状况，如：指甲剪了没有，脸和手洗干净了没有，衣服、手帕是否整洁，等等。我们练习簿的背面都印着“三要三不要”，来督促我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当然，我们男生是主要的检查对象，好像讲卫生只是我们男生的事。

我熟练而且非常自信地把衣袖往上一拉。她把我双手翻来覆去，反复地查看，想看出点什么名堂来。今天她的愿望又落空了，我的手和手臂可以说是全班男生中最干净的。阿婆每天晚上都要给我的脸、脖子、双手和两臂擦肥皂，她说要干净每一天。个别同学的手不干净，周老师只要用大母指用力一搓，你就漏陷了。她就要你回家洗干净了再来。好在我们都是就近上学，一个来回加清洗三分钟就足够了。

“把袖子拉好。你再晚到半分钟，我很想听听你还能编出什么样的理由。” 她找不出什么破绽，有点不甘心，一脸严肃，用一种听上去很不满意的口气对我说。

我低头不语，钻进了队伍，跟着大家唱了起来。

五十年代出生的孩子特别多，德明妈说一解放上面就鼓励多生孩子，因为人多好办事。小孩一多，原来的小学就挤不下了，所以想办法，把一天拆成两半，小学分上下午制。这星期上午上课，下午全班分成四五个人一小组，在某个住房比较宽敞的同学家里做作业和复习。我们称之为课外学(自) 习小组。下星期则上午去学习小组，下午上课。

上海卢湾区八联民办小学座落在兴业路上“纪念馆”(□□一大会址)的树德里(现在的新天地)。这条弄堂四通八达。东临黄陂路，南面兴业路，西靠马当路，北通太仓路。这里有青砖地、石板地、石块地 、水泥地和外面少见的“弹格路”即卵石铺成的地板。它是我们玩耍和游戏、特别是官兵捉强盗的好地方。这里各式各样的新、老石库门，连洋房都有。其中有幢大房子很特别，它有十几间屋子，楼梯通道很多，七拐八弯的，好像特为捉迷藏设计。听大人说，它以前曾是药房。

我们的回家作业都很少(和现在比)，一般在小组里就能完成，好像快乐的游戏就是我们校外时光的全部。童年的游戏是那样的丰富多彩，那些生动有趣的游戏，给了我们多少难忘的经历和快乐。游戏中，我们度过了幸福的童年；游戏中，我们增强了体质，学到了知识；游戏中，我们获得了最初的友爱。

我、德明、小黄和两个女生，晓萍和丽华分在一个小组。丽华任小组长，在德明家办小组。德明的妈妈在里弄生产组工作，平时能把活拿回家做。这样，她一只眼睛就可以放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就乖一点，周老师要的就是这一点。

所谓里弄生产组，就是由一些家庭妇女组成(男的极少数，一般有残缺)，里委出一两间房子，现在的生产组原先是弄堂里的卫星食堂(□□期间起的名称，前两年关了门)。生产组大多做一些简单加工，技术要求不高，不识字也能做，也没有什么机器，最多是几部缝纫机，几部简易冲床。给枕头秀花，踏衬裤，还有糊信封，剥云母片和外发拆纱头等生活，因大多数是手工生活，所以工资低。前一阵子组装拉线开关，其实就是用螺丝刀给零件上螺丝，我们都会做。最近德明妈做出口生活，给发夹上颜色，涂金粉银粉，我们都玩过。上颜色晓萍干得最好，她心细，耐心好。

其实德明家的房间不大，只有二十平方米。他家七口人，两个哥哥和两个弟弟，住得非常拥挤。后来他阿爸就请人搭了一个阁楼，两个哥哥睡。不过那阁楼很低，人要躬着腰，行动不便，这还是张妈(德明妈)的意思。德明告诉我，如果阁楼里能站人，房管所就要算面积收房钱了(张妈说的)。

我家倒有好几间房，一到三楼都有，还有个天井，但周老师就是不让在我家办学习小组，因为我父母都是早出晚归，阿婆又管不住我们。我阿娘(宁波话：祖母) 除了叫我干活，基本上是不管我的 (告状除外) ，她说我是捣蛋鬼 (读ju: 沪语) ，因为我是阿婆带大的。